為什麼政府頂層首先出現潰爛？

電視機傳來令人震驚的新聞，一位我十分尊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主要官員被廉政專員公署拘捕。

認識他四十年，知道他用心工作，辦事能幹，隨着歲月的增長，行事愈趨老練，為香港的建設立下不少功勞，因此個人的主觀願望是眼前一切祇是夢境，風波過後，他可以再過悠閒的退休生活，但是把今次的事件連繫到過去一段時間在政府高層接二連三發生的公職人員德行失誤，我實在擔心究竟香港政府管治團隊在過去幾年中，是否出現了一些根本的變化？我又不得不思考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變化？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近年的兩三件事。第一件是我的親身經驗，因為擔任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職務，踫上了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公然說謊，就算向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正式投訴也不獲處理。

二零一零年教育局推出所謂「自願」「班級結構優化計劃」，甚實說穿了不過是「減班計劃」，舞文弄墨祇是巧言令色，局長多次公開強調是「自願」，但是在學校管理委員會出現大多數反對聲音的情況時，教育局強行宣佈代替學校決定了減班，根本不是「自願」，此乃謊言之一，翌日孫局長回應記者查問時，居然公開聲稱英皇書院減班是自願的，此乃謊言之二。

主要官員的能力或有高低，加上社會事務性質複雜，我們可以接受個別官員在個別事情中的錯誤判斷，但是對於誠信，是絕對的高要求，社會不可退讓半分。孫先生的公然說謊不能接受的，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的致行政長官曾蔭權公開信中，我們指出主要官員誠信出現嚴重問題，要求他注視及把孫先生撤職，信中說：「我們常說香港的成功，建基於成熟的法治和制度，可惜我們見到這個基礎被個別人士的行為侵蝕，閣下必須正視。」可惜行政長官的回應始終一句話都沒有談過孫先生的「誠信」，完全不管孫先生說謊的事。從那時候開始我為政府擔心了，原來現任行政長官容許他的主要官員（可能包括他自己）為了推行政策而說謊，誠信再不是本屆政府的核心價值，正如我們在致行政長官的公開信所言：「民無信不立」，誠信破產的政府怎樣可能進行有效管治？

我們發出致行政長官公開信的時候，不少人以為是英皇書院舊生不滿母校被減班而以此發洩，忽畧了我們其實在指出特區政府誠信破產的開始，很不幸，隨後的發展證實，特區管治團隊裏的個別人士，以個人的失德一步一步地摧毀政府的誠信。

第二件是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任內出現的僭建事件，行政長官親口要求所有主要官員處理好自家的僭建，但是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事後還諉過行政長官沒有再跟進，好一個巧言令色，到後來事件逐步曝光，面對傳媒，說話一天一個版本，誠信徹底破產，這樣的人長期佔據特區政府的第二號位置，對政府的誠信是嚴重的打擊，更可怕的是：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中，竟然有二百多票支持這樣的一個人出任政府之首，這些選票來自甚麼人？根據報章報導，似乎是大地產商、大富豪、大商家、金融巨頭等，他們可以接受甚至喜愛沒有誠信的人，究竟反映了香港社會的甚麼狀態？我們平民百姓的生活很多方面受着這批人的控制，但是誠信不是他們那杯茶，我們的日子會好過嗎？

最後一件是所有公務員都痛心疾首的事，曾蔭權先生，身為堂堂行政長官，竟然接受了任何一個公務員都知道不可接受的利益，然後事後還聲稱自己任公務員多年，嚴格遵守有關的規定，祇是社會對公職人員的要求改變了，因此才勉強為了令公眾失望而「道歉」，這哪裏是道歉啊？是拒絕承認自己犯錯，是在指香港社會七百萬人犯錯，是毫無悔意，諉過於人（像唐英年一樣），更荒唐的是後來成立一個委員會，去檢討有關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的規例，這是散播煙幕，轉移視線。規例根本沒有問題，多年來行之有效，甚至可以說是對中、低層公務員的苛政，出問題的是他自己啊！

如果曾先生真的像其他公務員遵守了現有的規例，以及背後的避嫌原則，他根本不應該接受跟政府有大金額合約（包括批地、工程等）的任何商業集團的任何利益，為了避嫌，少至十元也不應該，二手的跑步機不可以「借」（有人在笑：高官太便宜了！），更不要說豪華遊艇和私家飛機款待。官愈大愈孤獨，擔當過較高職位的公務員同事大概都明白這個道理。公務員及其他公職人員幹的是眾人的事，花的是社會的錢，要用得其所，同時要避嫌，愈高級愈要鄭重、超鄭重地避嫌。以前英國派來的香港總督，周末躲在粉嶺別墅，或者走在山野之間，或者一個人靜靜地在米埔觀鳥屋中瞭望泥灘，在孤獨中思考香港的路向，他們不會與富豪聚眾玩樂，沉溺在聲色犬馬之中，迷失自我，忘掉身份，事實上，在香港150年的英治歷史中，總督和商人長期處於對立的張力之中，政府與富豪保持了有禮貌的距離，保留了獨立的管治意志，可惜香港回歸後，這個距離逐漸消失，到了現任行政長官，看來已經給有如亞米巴蟲的富豪財團包圍和融合了。

自從1974年廉署成立，不貪污，不收受不恰當利益，是簡單到連最基層的公務員都懂的道理，都會自覺地規行矩步，如今卻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號人物的思考能力被污染和蒙蔽了，這些簡單道理變成他眼睛看不見、腦袋想不通的高深學問，他收受的利益令公務員蒙羞，以及牽涉到與財團勢力人士的千絲萬縷，是絕大部份公務員和廣大市民所不能接受的。更可惡的是他大張旗鼓委託大法官煞有介事地去研究公職人員收受利益的規例，結果幾乎肯定是把本來已經嚴苛的規例變得更嚴苛，而曾先生則笑呵呵下班去也，就像梁展文事件之後，收緊了首長級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規例，對梁展文毫無關係，但是卻搞到退休顧問醫生想當醫生服務社會都難關重重。可以提意見的話，我建議大法官回覆曾蔭權，規例之內根本沒有任何東西需要研究，需要研究的祇有他自己本人，當然他是否願意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是另一回事。

香港社會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接二連三位於政府最高層的人出現誠信問題，甚至牽涉不當收受利益？為甚麼社會上有這樣一批人認為公職人員甚至行政長官的誠信和收受不當利益不是問題？七十年代的香港人經過一番努力，通過一次得到全港市民支持的社會運動，才爭取到廉政專員公署的成立和建立了廉潔政府的新傳統，加上四十年來廉署做了大量推廣反貪的工作，在我當公務員的三十多年中，也見證廣大公務員隊伍的廉潔風骨，我很不服氣，何以會在政府頂層首先出現潰爛？

最近我看了一本由Jeffrey Sachs著的《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雖然主要討論美國的情況，但是不少跟最近幾十年香港發生的變化頗為相似，因此得到一些啟示。

香港過去幾十年，取得了重大經濟成就，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普遍有一種努力就可改善生活的感覺，大家都勤力工作，心中總是想着多掙一點錢，多買些東西，多擁有些物質，去營造成就感，漸漸地金錢至上的風氣在社會瀰漫，朋友間交談，離不開錢、錢、錢！成人教小孩，是把書讀好，找一份好差事賺多些錢，有錢就可以買車，買樓，買手袋、買漂亮衣裳、買音響器材，買名貴手表，不斷地買、買、買！那個時代，沒有人仇富，祇有對富人的傲慕，甚至視著名的大富豪為人生的奮鬥目標。本來這不是甚麼問題，因為多數人仍然視教育和勤奮工作為致富的正途，各行各業在正軌上發展，各司其職，在實體經濟中增加生產總值，而且由於大多數是中小型企業，僱主與僱員的關係比較直接，我們每年年初二還可以在電視機看到南北行商號老闆和伙記融洽關係的示範，那時僱員拿回家的工資足以養起一家人，支持孩子在機會平等的教育制度中，透過勤奮得到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機會。

隨着工業北移，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也出現了新問題，部份先富起來的人把資金轉移到地產和金融，再不是以勤力工作賺取金錢，而是利用信息和資金的優勢，以錢賺錢，炒股票，炒樓房、炒的士牌、炒X、炒Y，到處鑽空子，以現今的流行語形容，是全城動起來。受金錢至上概念影響的人愈來愈多，希望不勞而獲的大有人在，漸漸地社會上吹捧的是「醒目仔」，反而靠勤力工作和儲畜來積累財產的人被人看不起，報章上見到的是大富豪的威水史，身邊不斷換女人沒有人覺得不妥，反而成為令人羡慕的事蹟，道德被視為「八股」和過時，傳統價值被忽視甚至貶低，二三十年來，整個社會逐漸過渡到金錢至上，貪圖僥倖，逢迎富貴，不重氣節的境地，這是一場幾百萬人長期經營的共業，我們如今踫上的是共業下無可避免的果，在眾多醒目仔中，少數一兩個人成為香港政府的高層領導，可以說是必然中的偶然。

八十年代開始，美國和英國幾乎同時出現一個新的大趨勢，就是「小政府，大市場」的倡議，列根總統把「政府」說成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壓縮政府的規模，壓制政府功能的發揮，廢掉政府監管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武功，英文稱為 de-regulation （去規例化），結果是大企業為所欲為，為了爭取提高資本回報，利用財技，巧取豪奪，造假賬，發放假消息，無所不用其極，Enron 事件沒有令美國政府警覺，說得更貼切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已經被大財團尤其是金融集團騎劫了，由既得利益集團主使的游說集團包圍了國會山，國會議員都在財團的控制之中，政治任命的官員不少來自利益集團，在政府內行事隱藏它們它們的利益，從政府卸任後從旋轉門又走入財團，因此政府高層跟財團化為一體，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機構根本不敢做任何財團不同意的事，因此華爾街大鱷橫行，甚至以有毒的「金融產品」騙財，為了肥自己，害人在所不計，美國金融危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事後還要政府以大量納稅人的金錢去「救市」，更厚顏無恥地把救市的錢變成金融機構主腦的巨額花紅。現在美國聯邦政府對社會和經濟的失控處境，Jeffrey Sachs 形容為 corporatocracy，他認為在美國民主政治 democracy已經失效，政權實際上落入大財團手中，demo 是「人民」，被財團 (corporations) 取代了，因此democracy 已經轉化為 corporatocracy，大概可以翻譯成「財團政治」吧，人民表面上有投票權，但是對國家的運作，其實再沒有影響力，在財團的掠奪下，努力工作沒有相應的成果，像香港人一樣，美國人的工時不斷加長，但是實質收入沒有增加，生活質素下降，中下階層變成隱形的奴隸，民主自由云乎哉，假像而矣。

很不幸，由於香港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密切，美國的思潮很快傳到香港，我們的官員和學者接受了美國的「小政府，大市場」和 「去規例化」模式，搞了種種「拆牆鬆綁」的所謂利商措施，降低了特區政府對市場的監控能力，令商人與顧客的關係變成不對等，令市場向商人尤其是大地產商傾斜，使香港的大財團逐步取得了主導經濟的話事權，控制了房地產的價格，令他們得以坐大，影響力更伸延到各行各業，變成富可敵國的勢力，在這個形勢下，公務體系內少數和個別的人，一方面對富豪產生了懼怕，另方面又抵受不了趨炎赴勢的誘惑，在我們香港的「錢、錢、錢」大氣候裏，發生官員誠信事件，發生官員收受不當利益，恐怕又是必然中的偶然，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團樂於見到朝中有人願意跟他們交往，在這個情況下，誠信是可以擱在一邊的小事，二百多票的疑惑也就不解自明了。

一個相對後期的變化是問責官員團隊的構成，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思想背景下，加上「公務員無能，私人企業高效」錯誤思想，很自然就出現了來自商界的人進入政府擔任高職，雖然不能一竹篙打死一船人，但是畢竟商人經常強調「在商言商」，着眼點主要在錢，行事焦點不在公義，不在道德，因此進入問責團隊成為主要官員後，大概不容易理解為甚麼香港政府主要官員不能乘搭「朋友」的私人飛機，不能收受他們以前習以為常的饋贈。問責官員都是大官，一般公務員部下當然不敢隨便進言告誡，日子一久，以前的行為規範就在不知不覺中被侵蝕腐化，而且變成病毒傳染其他官員，來到今天的地步，幾乎是必然的，祇是時間的問題，在香港，問責官員團隊的歷史相對比較短，美式旋轉門造成的政商一體問題暫時尚未是主流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糾正和防止，恐怕也祇是時間問題。

今天香港政府高層出現誠信與道德問題，反映了香港近數十年過度強調金錢與「醒目仔」，也與近三十年來香港政府抄襲英美「小政府、大市場」和「去規例化」的管治模式有關，大財團受惠於以上管治模式坐大和反過來騎劫了政府亦有以致之。寫到這裏，為防誤會，我必須申明：絕大部份服務香港政府的官員和公務員都是奉公守法，廉潔自持的，害群之馬祇是極少數，不幸的是他們佔據了高位，沾污了眾多公職人員多年積累的廉潔名聲。

在譴責害群之馬的同時，我想我們也要一起重新檢視香港整體社會的價值觀，捨棄幾十年來簡單的「錢、錢、錢」，找尋新的發展路向，讓社會多些公義，多些互相關懷，生活中多些歡笑，多些喜悅。

發展不應再簡化為建樓、建路、建機場，而應該是建設融洽家庭、和諧社區和美麗自然，當我們的生活焦點遠離金錢，政府高層患病潰爛的機會自會降低，願大家一起努力建立第二波的廉潔政府。

[本篇在明報刊登所得稿費捐給苗圃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