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8日 星期日

無法置業是老人欺負青年人的問題?



最近十多年,市民愈來愈無法置業,基層市民排隊等候公屋也愈等愈久,形成人所共知的「房屋問題」。

不少人以為「房屋問題」純粹是「土地問題」,政府也把找尋土地視為解決房屋問題的唯一方法,不過這個說法過度簡化,甚至可能是離題的。

先看本地因素,香港房屋問題的惡化始於2002年以「穩定樓市」為目標的「孫九招」,在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任內深化(詳見註1),政府行為扭曲了市場,地產商得以操縱,樓價飇升至市民不能負擔的「癲價」,地產商得了暴利,市民變相向地產商「交重稅」,成為隱形的奴隸,這個現象尤其打擊年青一輩,十多年來他們的工資增長,遠低於樓價升幅,結果愈住愈細,情況惡劣。

再讓我們放眼世界,全球發達國家都有樓價飇升以致人民置業難的現象,本文介紹英國、澳洲和美國的數字(註2-4), 2004年左右(稍遲於孫九招),三地的擁有居所率 home ownership rate 大致同步開始下降,在英國和澳洲,愈年輕的組別跌幅愈大,英國25-34歲組別受衝擊最大,數字跌了幾乎一半,美國方面則以35-44歲組別所受影響最大,仍然算是相對年輕的一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5歲或以上的老人組別的擁有居所率,在三地都逆着大勢錄得輕微升幅,似乎他們享受了這個歷史時期經濟演化給予的某種優待。

英國、澳洲和美國相對於香港土地遼闊,沒有土地短缺問題,卻跟香港同樣出現樓價飇升以致人民買不起居所的「房屋問題」,土地顯然不是必然原因,更不要說是唯一原因,把焦點放在土地去解決房屋問題是管中窺豹,錯失全局。

值得玩味的是造成老人組別擁有居所率上升的經濟背景,這批嬰兒潮人物成長時,在戰後全球經濟復甦中得了不少好處,成年時期又取得各個經濟領域的高位,如今退休後還能藉着累積的財富在金融遊戲中尋租,可謂佔盡天時之利,也側面反映資本主義發展的極致,讓早點持有資本的人得到不成比例的回報和舒適生活,使後來的勞動者難以「多勞多得」,形成老人「欺負」年青人的表象。我屬於嬰兒潮一代,以上所說不是批評同輩,只是想指出時代背景影響一代人的命運,我們必須感謝時代的賦予,以及了解年青人對社會不滿的新時代背景,不要隨便說「我們勤力,年青人懶散」之類令他們氣餒的說話,如果我們真正關心香港社會,就要與大家一起思索怎樣調節社會的運作,讓中下層市民的勞動得到合符比例的回報,讓我們一向重視的「多勞多得」得到體現。

回到解決房屋問題,政府和市民必須抛棄過於簡化、只看「土地」的一元思維,應該多從全球大局、經濟體系、政府功能、社會責任等多維角度深入探討,才能得出針對多因素問題的多元答案,通過多軌並行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圓滿解決香港根深柢固的房屋問題。
1 英國擁有居所率
2006年至今有顯著下降趨勢(65歲以上例外)


2 澳洲擁有居所率
2006年起出現顯著下降趨勢(65歲以上例外)


3 美國擁有居所率的改變
2004年起出現顯著下降趨勢(65歲以上例外)


1     《草雲居》201735:「住屋是社會安定之本,房屋政策必須重歸正軌」  http://bit.ly/2o7ppKZ
2     英國居所擁有率下降的報道  http://bit.ly/2o6oevo
3     澳洲居所擁有率下降的報道  http://ab.co/2v7IkaF
4     美國居所擁有率下降的報道  http://bit.ly/2C2AZQp